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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社会婚姻下的“女性孤独”   ——以林芙美子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为例

来源:中国职称论文咨询网作者:kaiting时间:2018-12-05 09:51

  摘 要:林芙美子与张爱玲都经历过人生的坎坷和波折,都品尝过爱情的背叛与共生。从林芙美子与张爱玲笔下描述的女性世界可以看出,主人公基本为女性,内容则重点描写两性之间的纠葛以及女性悲惨的境遇等。本文以林芙美子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为例,阐释父权社会影响下,婚姻中的女性孤独。

  关键词:父权社会 婚姻 女性孤独 林芙美子 张爱玲

社会科学论文投稿

  从古至今中日小说中并不缺乏女性形象的描述,但大多以男性视角为出发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大都以父权社会下的男性意识以及男性对女性的诉求、期待等塑造,符合男性喜好和价值观的女性形象并不能帮助现代人了解女性的真实形象和心理。林芙美子与张爱玲两位作者都以女性角度和立场将女性视为“他者”,并尝试将被藏匿于父权社会下的真实女性挖掘出来,真实地将女性婚姻中的情感孤独展现出来。

  林芙美子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孤独”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传统意识中女性的价值只有借助婚姻,在成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后才会被社会所认可,因此女性走入婚姻后,就承担着世俗眼中她们应该有的角色和形象,验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从以往乃至现代的中日小说中不难看出大多数女性都尝试从婚姻中寻找精神依附感、物质满足感以及归属感。然而婚姻中的女性并没有获得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林芙美子笔下描述的女性世界说明走入婚姻的女性持续处在尴尬和卑微的境遇中。

  1.经济依附于男人的三千代们

  三千代是林芙美子小说《饭》的女主人公,她结婚五年但仍对生活强烈不满,充满对婚后无聊生活的倦怠和厌腻,三千代在空荡荡的房间中不停地做家务并感受着自己的女性孤独。虽然她的物质生活并不贫瘠,但是家庭囚禁了三千代的青春与自由,家务反复而多杂,长期承担家庭主妇角色的三千代并不能在家庭主妇这个岗位上找到成就感。小说《饭》的背景是日本社会在处于脱离混乱期期间,女性与男性社会地位存在差异的时侯,女性会有无力感与自我质疑感。导致女性被囚禁于家庭的真正原因是女人对男人有着经济依附。此类家庭女性并非仅限于三千代,而是三千代们。她们认为丈与夫妻子之间是主从关系,女性在妻子的角色中需要向生活妥协。

  2.经济与情感均依附于男人的启子们

  《悲哀的妻子》中的女主人公启子被母性和妻性的双重角色束缚,这种束缚剥夺了启子从家庭中获得自由的权力,夺取了她重新追求自我的期待,使其不得不安于家庭并始终孤独。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婚姻不但是一项光荣事业,也是令其他人厌倦但是却允许女人作为母亲和爱人获得性实现,并保持自己完整社会尊严的工具。”女性作为在父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完整个体,在婚后其个体身份消失,服务丈夫、服务家庭成为其新的职业,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整个父权社会赋予的,其孤独不仅在于难于与丈夫心灵相通,还在于其主观层面对男人的精神与经济依附。

  张爱玲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孤独”

  张爱玲笔下描写的女性在婚姻中的孤独重点是婚后生活的痛苦与孤独感,但是这种具有悲剧色彩的心理感觉并不遵从传统悲剧小说中惯常以厄运作为辅助推动者的描述模式,而是以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性体现婚后女性的孤独,道出导致女性孤独的本质原因。

  林芙美子认为女性走入婚姻是父权社会既定模式造成的,而张爱玲认为女性走入婚姻是为了谋生、生存,成为某人的妻子是其既定的职业甚至一生的追求。但是一旦选择了“妻子”的岗位,就无法脱离,就像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描述的“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认为女性被锁在家庭的私域中并原地踏步时,其斗争的对象并非男性和生活,而是其他女性以及本人。比如《小艾》中打麻将的五太太,她消磨内心苦闷和寂寞的方式是与姨奶奶抗衡,日日打麻将与嗑瓜子。张爱玲承认父权制度对正妻们的影响,比如封闭生命与青春,再比如赋予单一化身份剥夺其他社会角色等。

  中日女性在父权社会婚姻下产生“女性孤独”的原因

  1.生理弱势和经济的过于依附

  在生理上,女性体能低于男性是比较客观的。除先天的体能之外,女性还需要怀孕与生育,使得女性更容易被内囿于家庭中,这是导致女性出现心理孤独的原因之一。但是技术可以消除男女体力的不均衡,很多现代机器只需要很少的体力控制,生理差异只是导致女性受困于家庭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导致女性孤独的必然原因。

  因经济的不平等而引发精神的变化是导致女性在父权社会条件下走入婚姻的一大推力。按照林芙美子的描述,女性始终在等待来自男性的支持,无论其是否掌管家中财政大全,男人都是她生活的整个依附对象。她认为女性只有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存才能独立自主,但从张爱玲的描述和分析表明,除经济的依附之外,精神依附同样会导致女性处于婚姻从属地位,甚至导致其精神、心理等方面在婚姻中被孤立。

  2.自我否定后的心灵禁锢

  即便发展到目前为止,生育与家务仍是女性发展的潜在和直接阻力,在冲出家庭之后,女性不仅需要承担与男性一样的工作,还需要承担家务及生育职责。张爱玲提出女性角色存在多重角色冲突与压力,所谓的男女完全平等等同于令女性陷入新的泥沼中。男女平等标准其实难以使用量化的标准进行度量,当两性不再是彼此的主体,女性不再演绎男性视角下以及自身接受的男性对女性既定的标准时,才有可能打破孤独的禁锢。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的孤独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禁锢而并非完全来自于男性。比如林芙美子《放浪记》中的各类女性形象,《稻妻》中母女形象以及《晚菊》中的艺妓等。张爱玲笔下描述的女性基本是处在自我否定后,没落家族中心灵被禁锢的的太太和小姐们,还有封建贵族的女性遗老遗少们,她们不仅禁锢自己的心灵还存在相互禁锢甚至相互陷害,唯恐他人“先进”过自己。比如白流苏认为她女性亲戚们伤风败俗。

  3.心甘情愿接受父权标准禁锢

  张爱玲与林芙美子塑造的女性世界中,比较明晰的是很多女性自觉地认为自己天生宿命就是家庭并自愿依附男性,因此心甘情愿接受父权的标准禁锢。波伏娃提出女性自身弱点是依附性和内在性,这就是受父权文化和父权社会的影响。男性依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需要制定约束女性的制度与法律,并建立起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从诞生之日就被灌输了做完美他者的思想和标准,使得其愿意自觉自主地用父权社会法律和文化来内化自我意识,形成女性成长的角色标准,导致女性在精神和心理方面都信奉父权制定的法律和真理,让自己的生命在父权社会中化为无形,所以女性的孤独自然无从排解。

  男女两性存在巨大的客观差异,长期以来女性文学作品中主张的男女平等,是以“男人能干的我们女人也能干”为基础。但这种观点却人为的忽视了男女心理与生理方面的差异。女性的他者地位是伴随父权文化的引导和逼迫才得以形成。然而女性并非天生被动接受者,人群具有从众效应也可称为羊群效应,当绝大多数女性都接受男性角色的限定,自觉放弃自己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的孤独实际是同时存在的,此种孤独与觉醒具有相对性,既相对其他女性群体而存在也相对于男性群体而存在。

  影响作家判断父权社会下女性婚姻中孤独感的因素

  1.基于作家主体意识与描述对象境遇的差异

  作家主体意识与描述对象境遇的差异很容易导致其描写的不到位,甚至描写错位。比如林芙美子所描述的,以闭塞感孤独感为主题的家庭主妇们对女性的研究深度并不够。这与林芙美子本身对女性孤独的认知相关,林芙美子很早就意识到女性自由的重要性,其处理孤独和不满的方式是旅行,即便婚后也要求将家务和工作区分开,两性不能互相打扰对方生活等。由此可见,林芙美子本身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早已经超过了时代的发展走向,可作为女性解放的典范。因此,林芙美子的婚后孤独感与烦恼和普通女性婚后的孤独不同,此种距离感只能通过描写男性形象作为辅助,导致林芙美子笔下女性婚后的孤独具有相对性和狭隘性。

  2.基于中日家庭观差异影响

  中日家庭观不同,中国父权家庭制度以血缘延续作为关注核心,需要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女性存在的价值和首要任务是生养男孩,来继承家族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男性家庭观对女性束缚更为极端也更为沉重,所以无爱的婚姻极为常见。女性的孤独主要来自对自己能否在家庭中获得合理的、自己所期待的位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比如张爱玲笔下的太太和姨太太们之间的博弈,很难说她们彼此的斗争不是在自争夺生存权力和角色定位。因此张爱玲作品中很多女性走出了压抑他们个性的家庭但却又无所适从。

  日本父权制度下家族制度对血缘的重视度低于中国,其认为的“家”是家族成员和经济的共同体。林芙美子笔下的女性群体愿意走出家庭寻找出路,但是却很难马上脱离对男性经济和精神的依附。如《浮云》中的雪子,叛离父权社会,从“家庭”出走,经历被撕裂的阵痛却又尝试走新道路。雪子到死也没有回到家庭中,其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走出家庭;而《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却是费尽心思努力走入家庭。同样是接受过新式教育,雪子和白流苏对待婚姻观念的差异很明显,她们还会被其长期以来的家庭观念所影响,甚至会配合着传统家庭观对她们的压迫,从一种孤独走入另一种孤独中。

  参考文献:

  [1]张天蓉. 东方女性的“孤独私语”[D].集美大学,2017.

  [2]高小弘.坚守与抵御的独步之舞——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孤独体验[J].大连大学学报,2011,32(02):63-66.

  [3]李佳楠. 试论林芙美子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世界[D].黑龙江大学,2011.

  推荐阅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于1993年,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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